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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洛特拍到原研哉用手触摸喜马拉雅中心外墙
来见见你的偶像吧!夏洛特内心激动不已。
她赶紧拿出手机,偷拍了原研哉伸手触摸喜马拉雅中心外墙的那一刻——这座表面起伏、引人注目的巨型建筑,由日本建筑师矶崎新设计,是世界上最大的建筑在上海。浦东文艺地标。
看到偶像如此细腻地感知自己所在的美术馆,设计大师和建筑大师进行“隔空”交流,她非常感动。
长发、尖下巴、梨涡虎牙的笑容,夏洛特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风骚的上海女孩。那是2012年在上海喜玛拉雅美术馆举办的“设计中的设计:原研哉中国展”,当时她刚刚作为设计实习生加入美术馆。
夏洛特把手机递给身边的朋友,兴奋地上前与原研哉合影。正如很多文艺青年想象的那样,她经常能在美术馆里与各种国际艺术大师近距离接触——这也是她进入这个行业的首要原因。
夏洛特与原研哉合影
六个月后,恰巧媒体部门出现空缺,夏洛特就成为全职员工并留下来。她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美术馆的官方名额通常很少;当时这种求职渠道狭窄,招聘多是通过内部推荐进行,最多只在官网发布部分招聘信息。
夏洛特是设计专业毕业的,她是班上唯一一个在艺术博物馆工作的人。她的同学大多去了设计公司或者广告公司,当时的工资普遍比她高一两千元。
她的母亲一开始非常反对她走这条路。在上一代人的心目中,美术馆就相当于图书馆,工作轻松但没有发展前景。她的家族成员大多在世界500强外企工作,她似乎已经偏离了母亲心目中的女强人的愿景。
但夏洛特坚持了下来,毕业后再也没有向家人要过钱。
在美术馆,策展人和展览部门通常首先处理新的展览。展览部是核心部门,负责与艺术家的沟通,协调馆内各部门之间的协作。展会前的布展阶段往往是最耗费人力的时刻。
公共教育部和媒体部是支持部门,需要结合展会设计一系列的体验活动和宣传方案。启动后,公众教育活动一般会安排在周末。类型主要分为成人讲座、亲子工作坊、展览参观等。通过这些活动,向公众普及艺术理念。
米多里在工作
Midori曾在近两年兴起的上海艺仓美术馆担任公共教育专员,负责活动策划和执行。戴着黑框眼镜、披着长发披肩的绿总是面带微笑。正如这个名字本身给人带来的感觉一样,她在工作和生活中都充满活力。
从前期与嘉宾洽谈、撰写活动推文,到阅读活动中的公众反馈,Midori 都很享受工作的方方面面;休息日她可以去各大美术馆、独立书店、艺术市场。这个地方一整天都风雨交加。就像其他女孩看到包包就眼睛一亮一样,Midori 说,每当她遇到自己喜欢的展览或活动时,就是这种感觉。
她的很多合作者都是她在业余时间参加文艺活动时产生的。比如,如果你看到一个女孩拎着一个好看的包,你就会走到她跟前搭讪:“这个包很好看,是你自己做的吗?”这可能会引发一场设计师分享会。对于一份你真正热爱的工作,将它与你的生活融为一体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情。
那么,在美术馆工作是怎样的体验呢?
绿子顿了顿,心如泉水流过般说道。
Midori的卧室墙上贴满了各种展览和活动海报
夏洛特媒体部门需要全程待命宣传展会——定期根据展品特点和时下热点话题撰写宣传文案、协调开幕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与外部品牌合作举办宣传活动。她很享受“会场的工作氛围”:有激情、有活力,同事们都会沉浸在工作中,做好每一个细节,一起工作、一起工作的感觉就像一家人。
有一次,夏洛特帮设计部的同事赶一个展览项目,两人加班到凌晨三点。同事打算先开车送她回家。车一出车库,就发现大雾弥漫,只好作罢。他们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办公室,把椅子放在一起,躺下眯着眼睛休息了一会儿。
她突然想起曾经有一位同事对她说:“我在这里做的每一个项目都像看着自己孩子的出生。”
夏洛特参演舞剧《沉默的爱》
聚光灯下,舞步优美。夏洛特身穿酒红色薄纱裙,在博物馆的展厅里轻盈跳跃。
工作一年后,她作为一名公共舞者与十几名招募的志愿者一起参加了美术馆剧院项目。结合荒木经惟当时摄影展的内容,展厅内上演了一部现代舞剧《沉默的爱》。演出前,他们利用下班时间在导师的指导下排练了近三周。他们连续几天彻夜未眠,遍体鳞伤。
母亲带着她的朋友来看女儿表演。当晚回家后,她对夏洛特说道:“表演很棒,你这些天的努力没有白费。”
近年来,在国内房地产开发商、收藏家、金融公司的推动下,民间美术馆的设立蓬勃发展。作为全国美术馆数量最多的城市之一,截至2018年底,上海美术馆数量已达89家,其中民营美术馆占四分之三。
对于生活在上海的年轻人来说,周末去美术馆看个展,在微信上发展览的美照,已经成为和吃饭一样常见的生活方式。
然而,选择去美术馆工作却是很少有人走的路。
压力大工资低?私人美术馆工作人员面临的困境
“如果我关掉手机,博物馆的天可能就会塌下来。”
在美术馆工作的十几年里,COCO始终是24小时待命——这几乎是所有同事默认的状态。
COCO本名黄跃霖,曾任喜马拉雅美术馆展览部主任。 2007年加入证大现代美术馆(现喜马拉雅美术馆),是上海首批民营美术馆工作者之一。
对于展览部门来说,压力最大的时期往往是展览开幕前。有时通宵布展,如果设备出了问题,即使凌晨三四点接到家里的电话,我也得立即切换到工作模式。
某视频展开幕前夕,线路切换时突然出现问题。天已经快亮了,但大半个屏幕都没有信号。 COCO部门的IT技术人员失踪了。不管她怎么打电话,她都不接电话,所以整个图书馆都得出去找人。最后,人们发现IT因为太困了,在展厅的设备中睡着了。因为他穿着黑色的衣服,所以不容易被发现。
看到屏幕上满是未接来电,他揉了揉睡眼惺忪的眼睛,跟COCO开玩笑说,自己自从在图书馆工作以来就一直单身,已经很久没有感受到自己被如此需要了。
“赶紧和艺人沟通吧。” COCO压下之前找不到的怒火,默默去楼下的便利店买了一些红牛和咖啡。
这是COCO正常的工作环境。她说,同事们开玩笑说,在美术馆工作需要“卖白人粉丝的心态”。
在美术馆,你经常会遇到一些“非常规”的工作挑战。例如,上述视频展览意味着IT技术人员必须手动连接300多米的数据线。后来布线时,还要考虑如何将其放置在排气管道等隐蔽角落。
“1800平方米的空间,布展周期一般只有10天,包括空间划分、墙面粉刷、作品安装调试,还包括预留2天的应急处理时间。但无论怎样即使你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事情仍然会发生,忙到最后一刻就像是一个诅咒。”
外人看到的大多是美术馆里自带明星光环的艺术家、开幕式上灯光闪烁、喝酒的人们;但展览真正的核心成员往往不是那些忙着社交、到处拍照的人——他们必须此刻就在那里。处理更困难的事情。
当COCO打理完一切后,在开幕式后、晚宴前的一点空闲时间,她会偷偷溜进空荡荡的办公室,脱下高跟鞋,静静地坐一会儿。
展会布展期间COCO朋友圈发的帖子
美术馆看似忙碌的工作状态背后,其实存在着这样的困境:通常艺术家的创造力是无限的,而美术馆的工作就是将这些“现实中不可能”的想法付诸实践。在实施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而且大多数情况是没有先例可以借鉴的。给予的时间往往很短,而且员工人数也有限。这些客观条件都会增加工作挑战。
如此高强度的工作状况似乎导致了夏洛特提到的一个现象:在美术馆工作的人几乎都是女孩,而女孩一旦在美术馆工作,可能就找不到男朋友了。除了忙于工作,无暇约会之外,她们还苦练成“女人味”的性格——她们学会了自己搬大东西,根本没有找男生帮忙的想法。
美术馆的员工普遍来自富裕家庭。夏洛特回忆说,她的同事中约有80%都曾出国留学。 “如果你英语很好,你还需要在国际背景下讨论艺术。”然而,这似乎是一个悖论——夏洛特也看到自己结识了很多在国外学习艺术并回国在美术馆实习的优秀朋友,却面临着没有机会成为正式专业人士的尴尬境地。 。
相比之下,美术馆的低薪似乎成了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据公开招聘信息显示,上海私立美术馆基本岗位起薪一般在5000元至6000元左右。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去年公布的平均工资7832元为参考,较低的工资标准让求职者望而却步。对此,博物馆也有难言的苦衷。
首先,博物馆数千、数万平方米的空间体量意味着巨大的日常运营成本。据收藏家研究机构Larry's List与雅昌艺术市场监测中心联合推出的《全球私立美术馆报告》统计,58%的私立美术馆年运营费用在25万美元至100万美元之间; 10万美元至500万美元之间。时间短的占21%; 500万美元以上的占11%——上海龙美术馆位列其中。据公开资料显示,国内此类大型私立美术馆每年的运营费用在1000万元以上。
其次,上海私人美术馆举办展览的规模日益与国际现象级艺术家接轨。对于每件动辄五到七位数的艺术品,运输和保险费用可能高达数百万元。这两大开支可占展览总开支的近一半。尽管上海私人美术馆的门票价格已经达到100多元,但美术馆的钱其实很难赚回来。作为一个非营利组织,美术馆即使在一次展览中产生盈余,也不能通过分红的方式给员工,只能作为下一次展览的补贴。
除了公众意识中的票房收入外,私立美术馆的收入来源其实可以细分为四种:创办机构或创始人的资金支持,门票、衍生品、餐饮等自创收入,赞助商、和政府补贴。然而,在国内尚未完善的艺术生态链中,民营美术馆的资金来源大多依赖第一项:创始人的单方面持续供给。美术馆作为烧钱的艺术企业,预算往往有限。
Coco曾经有一个他非常欣赏的男下属。工作两年后,他提出离职,打算跳槽去美术馆。对方开出的底薪加上销售提成,大约是美术馆工资的两倍。当时,COCO只能申请助理每月加薪500元。男孩如实说了自己和女友即将结婚,需要钱。
当艺术走进他们的生活
小静大学专业是综合艺术教育。毕业后,她的同学大部分都去中小学当美术老师。但她不愿意在系统中按部就班地教导,总想尝试一些不同的可能性。
于是在毕业初期,小静加入了一家非政府组织,从事临终关怀工作。 “病房里的场景充满了瞬间,如果这次你看到这个病人,下次你可能就不会在了。”
在这些临终者中,有许多人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者。然而,小静最常听到的建议是:“你应该生活得更快乐,做你想做的事,不要到最后后悔。”这成为了她日后生活的准则。
“很多人的热情在工作几年之后就耗尽了。所以在选择职业的时候,你要想清楚自己最想投资在哪里。如果你想不清楚,你的时间和精力就会过得很快,而人生也会过得很快。”就是没有花。”
2013年,小静应聘到当时刚刚开馆的龙美术馆公共教育部。加入公司后,她启动了“龙小梅美育工程”,其中包括青年导游培训项目。
小静和学生们
培训期间,小静让孩子们在展厅里走动,或者躺下听她的讲座。除了教授基本的身形和言语礼仪外,她并不教授统一的言语技巧,而是鼓励孩子自由发言。例如,他们可以直接说他们认为艺术品不美,或者为抽象作品编造自己的童话故事。
她发现,这些习惯了正规课堂和标准答案的孩子,往往一开始显得有些拘束,但在这种“狂野”的教学下,会逐渐放松下来,回归到更接近最初纯真的状态。
这种影响是双向的。训练结束后,当孩子们在陌生的观众面前演讲时,原本对一些当代抽象作品不熟悉的成年观众,也从孩子们童趣的讲解中对眼前的艺术有了意想不到的了解。 。
“原来我们忘记了这个表达方式。”有观众对晓静感叹。
“我意识到这份工作可以帮助其他人解决问题。至少在博物馆里我们可以彼此诚实。”
美术馆为自我价值实现提供了一个开放的平台。小静发现她可以连接社会上不同的人群,探索教育的无限可能。
工作能给生活带来什么影响?
2008年,在美术馆生涯的初期,COCO参与了一个特殊的艺术项目“家庭美术馆”:由“乌托邦艺术团”的两位艺术家策划,公开招募志愿者家庭:参与的家庭将被改造成艺术博物馆举办展览。 ,向公众开放一天。作为项目协调人,COCO的家成为了这次实验的第一站。
《抹去·占有》展览海报
当时,她在上海租房住了四年后,刚刚和新婚丈夫在浦东购买了一套二手房,正式定居。两人装修并不是为了省钱,事实上却对房子里的“别人的痕迹”感到排斥。 “总感觉就像住在别人家里一样。”
了解这一情况后,艺术家将展览的主题定为“擦除与占有”——他们装扮成警察,冒充刑侦人员,“收集”房子里以前的房客留下的指纹;然后使用印台创建指纹图像。另外,墙上还投影着COCO的独白视频;开业当天请了20多位阿姨和志愿者来打扫卫生——希望用这些夸张的方式帮助COCO从心理和身体层面抹去对前辈的记忆。痕迹,实现房屋的真实占有。
艺术家在COCO家墙上的投影,COCO位于画面中央
当她看到纱窗被阿姨从黑色洗成绿色的时候,那一刻她真的有一种女主人的感觉。
“艺术不是给你一些物质物质金钱那么简单,而是一种触及内心的温暖。”
当COCO讲述这段经历时,他的眼睛闪闪发亮。一股理想主义的热情涌上我的脸庞,极具感染力。这种体验在博物馆人的心中产生了深刻的共鸣。
小静认为,美术馆是一个启蒙的地方,它在城市中的存在是必然的——它为人们想要安静下来思考的时候提供了一个去处。在这个层面上,她甚至觉得美术馆和一些宗教寺庙的价值是相当的。
当她在美术馆工作时,她经常会在展厅里走来走去,观察参观者:“看着他们在展品前走来走去,低声交谈,我明白他们想在艺术中找到一种感觉。” ——与外界猖獗的城市焦虑不同,来到美术馆的人们会展现出一种真实的生活状态。 ”
那么,当人们走出博物馆,回归忙碌的生活时,应该做什么呢?
“美术馆的价值并不意味着你现在必须在这里得到一些东西。如果你没有得到它,那就不值票价了。也许未来的某一天,参观者会被某件事触发,突然想想几年前送给他的一件艺术品,带来的感动就是受益匪浅的时刻。”
留下还是离开?
刘林的发展轨迹很好地诠释了美术馆年轻人的晋升路线。
研究生毕业后,他来到喜马拉雅美术馆,从公共教育部助理、副主任、主任晋升为部门主任、助理主任,平均每两三年晋升一次。
不过,随着职位的增加,工作内容也发生了变化:“我当总监的时候,大约80%都是行政工作。”
他想到了自己之前规划过的很多公共教育项目:比如,让公众在午夜“闯入”美术馆,结合展览引导他们创作自己的行为艺术;比如,让公众在半夜“闯入”美术馆,引导他们结合展览进行自己的行为艺术创作;招募社会各类弱势群体来美术馆创作“相关作品”《生命的意义》画作并展出作品等。
刘林发现,自己最喜欢的就是组织各种活动,活跃在第一线与公众沟通。
刘琳在天主教活动中
在这一点上,COCO也有同样的感受。作为展览部总监,她下一步的晋升路径将是策展人的职位,但这并不在她的职业规划中。 “美术馆馆长其实是一个高风险职业,虽然年薪上百万,但风险与薪资成正比,需要面对来自投资者、管理层和公众的压力。”
就在她决定离职前不久,COCO在体检时被查出三项致癌指标超过两项极限,医生亲自给她打电话提醒。
2016年4月,刘琳和COCO离开美术馆,共同创业,打造“刘老师之家”品牌——开始与各大美术馆合作,为公众提供深度亲子观展服务。多年的共事,两人默契十足。刘老师为孩子们讲解,COCO则为家长进行指导;参观完展览后,还有配套的工作坊。
刘琳与COCO
创业过程中,挑战是不可避免的。比如,他们一走出象牙塔,就体验到了商界的危险:他们发现管理微店业务的合伙人涉嫌挪用公款。比如,我原本以为我的自由职业就是晒日光浴、喝下午茶,但现在我没有助手,一切都得自己做。
幸运的是,精神压力减轻了,我有更多的空间来控制自己的行为。
虽然他们目前的收入不稳定,可能只比“当导演时的出租车费”多一点,可能会被父母误认为“没有正当工作”,但他们很高兴能在第一线并与公众分享艺术。 ——
当他们看到人们并想:“哦,就是这样!”两人又恢复了刚开始工作时的热情。
不同于身处管理岗位“读千帆”,通过创业摆脱“中年危机”;在美术馆工作了两年后,夏洛特渴望“看看世界”,于是首次跨界进入时尚圈。我担任新媒体编辑,然后去英国度过了间隔年。 2017年,夏洛特选择加入一家初创艺术公司“Artree”。
夏洛特在间隔年期间收集的欧洲艺术博物馆版画
随着积累了一定的艺术家和媒体资源,夏洛特开始策划小型展览和运营商业项目。对她来说,在Artree工作比在美术馆工作更具挑战性:为了平衡展览费用,Charlotte需要想方设法通过经营酒店项目、与品牌跨界合作、租赁场地等方式创收。从无到有,她也经历了一次程度的转变。
夏洛特联合策展的首个展览“关系美学”快闪展
在艺术行业工作了近五年,夏洛特仍然时不时地困惑是否要转行。去年,她尝试在一家商业地产公司工作。她原本想整合艺术资源,在其他行业做一些更好的案例,但她失望地发现公司里的同事思维方式单一。她发现,现在很多商业地产开发商都倾向于通过艺术来提升品牌价值。他们中的一些人敢于尝试新事物,但另一些人却仍陷于同样的境地。
在夏洛特看来,相比于商界,艺术圈更简单,更用心做事。这让她着迷。
离开象牙塔后,无论是选择自主创业,还是在不同类型的艺术机构工作,美术馆人似乎都无法放下对这个行业最初的感情。
小静在微信语音那头跟我告别。纽约已经是深夜了,有十二个小时的时差。
五年前,小静在龙美术馆展厅遇见了现在的丈夫。一年前,她决定陪丈夫去纽约读研究生。启程前往纽约的前一天,她刚刚结束在上海当代艺术馆的最后一个工作日。那天,小静在朋友圈写道,她又毕业了:
“工作不是工作本身,而是引导我们成为真正灵魂的灯塔。”
再过半个月,她就要当妈妈了。是时候开始新的旅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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