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123-4567
这里有必要对第三版的修改和变化进行说明。
第三版基本保留了第二版(1998年修订)的文体框架,部分章节吸收了学术界的一些研究成果和我们自己的研究经验;根据教学需要适当调整了写作风格;并已重做。对史料进行了考证和研究,对前版的疏漏进行了更正,并将每章末尾的原注转为页注,以方便读者。
部分章节改动较多,如《文学思潮与运动》(1)(2)、《新诗》(1)(3)、《散文》(2)、《戏剧》(3)、《郭沫若》 》、《茅盾》、《巴金》、《沉从文》、《赵树理》等篇章;尤其是《通俗文学》(1)(2)(3),更名为“公民通俗小说”,内容变化更大。第三版的修订有意识地回应了时代变迁提出的问题,通过对现代文学传统的梳理和总结,参与价值观的重构。
对于第三版的修订工作,本书的三位作者基本上对自己撰写的章节负责。具体分工为:钱立群负责第二章、第五章、第六章、第八章、第十章、第十三章、第十六章、第十七章、第十九章、第二十章、第二十五章、第二十六章、第二章 18;吴福辉负责第3章、第4章、第14章、第15章、第23章、第24章;温如民负责第一章、第七章、第九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第十八章、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七章、第二十九章,并统一全书。主编艾莹女士负责核实历史资料,黄伟正先生、张冲女士提供协助。每章末尾附有知识点、必读著作和文献以及思考题二维码。内容由温儒敏撰写。书末附有精选试题二维码,供学习时参考。
鉴于2016年新版以“重印”的形式呈现,极易导致版本混淆,决定2024年采用新的ISBN,在封面上专门标注“第三版”,而框架内容与2016年“重印版”相同。 “本书原貌,仅对个别章节和史料做了一些修改。
该书荣获首届“王耀学术奖”。自首次出版以来,已有 37 年历史。期间被教育部列为“九五”普通高等教育重点教材和“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截至2023年底,该书已印刷60次,印数超过160万册。其在高校的使用覆盖率和学术界的引用率在同类书籍中都很高。感谢老师、学生、读者的厚爱,也希望有更多更好的现代文学史教材来取代它。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我们受王耀先生委托撰写这部文学史的往事。三十多年过去了,王耀先生早已去世,参与本书第二版审阅验证的范军、杨毅、费振刚、冯世辉、王欣等人也离开了我们。 2015年本书修订时,吴福辉依然精力充沛,继续写作。不幸的是,他也于2021年1月在加拿大去世。看到死者这样,真是令人难过。现将本书出版为“第三版”,带着对导师王耀、对本书做出贡献的同事以及合作者福辉师兄的深刻回忆。
钱立群温儒敏
本书将中国现代文学史分为三个十年,即1917年至1927年、1928年至1937年6月、1937年7月至1949年9月,是本书的第三部分。通过这三十年,展现了俗称“现代”这一板块的“文学现代化”过程,包括传统文学的历史变迁和改造、外国文学资源的改造和利用、文学语言和形式的变化等。其在“思想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中所发挥的特殊作用。全书论述了各个时期的文学思潮和运动、各个文学流派的现状以及代表性作家的作品,代表了文学史研究的前沿成果。
关于作者
钱立群(1939-),出生于重庆,祖籍浙江杭州。 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8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硕士学位。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作品有《灵魂的探寻》、《论周作人》、《多灾多难——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迁》、《1948年:暗黄的天地》、《大小舞台之间: 《曹禺戏剧新论》、《与鲁迅相遇》、《鲁迅作品十五讲》、《我的精神自传》、 《语文教育语文讲座》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年鉴——以文学广告为中心》等。
温儒敏(1946-),广东紫金人。北京大学名誉教授、山东大学讲座教授。兼任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名誉所长、全国统一中小学语文教材主编。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北京大学出版社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国家学位委员会学科评审组成员理事会、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修订组召集人。被评为“全国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当代教育名师”。主要从事现代文学史和语文教育研究。着有《新现实主义文学的演变》、《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温如民论语文教育》(四册)、《精神世界勇士的安哉》等。
吴福辉(1939-2021),浙江镇海人,生于上海,长于辽宁。 198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硕士学位。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原副馆长。曾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茅盾研究会副会长。还长期担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副主编、主编。着有《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图鉴史》、《都市漩涡中的海派小说》、《沙亭传》、《带着枷锁的微笑》、《不一样的样子》、《 《北京与海的夜景》、《两城徘徊》、《深化中的突变》、《多棱镜下》、《春润集》等
附初版序言,表达对王耀先生的深切怀念
王耀第一版序言
这是一部独特的现代文学史著作,由钱立群、吴福辉、温儒敏三位青年研究者撰写。这个事实本身就令人兴奋。从1922年胡适写的《中国文学五十年》最后一节“略论文学革命史与新文学纲要”开始,不同国家出版的现代文学史书籍六十年来的各个时期,有相当多的作品;它构成了一部现代文学学术研究史,记录了这一学科在艰难曲折中艰难前行的历史足迹。早期著作中,无论是前面提到的胡适的《中国文学三十年》(1922年),还是陈子瞻的《中国文学三十年史》(1929年出版,其中包括《文学史》)。近十年的革命运动》详述晚清以后文学的章节),或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流》 (1932),都着眼于梳理新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关系,特别是与现代文学的历史变迁。这当然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现代文学的一种特定视角,也表明现代文学尚未脱离中国文学研究的整体,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应该说,以历史总结的态度对现代文学进行系统的研究是从朱自清先生开始的。 1929年至1933年在清华大学等大学讲授“中国新文学研究”。后来他编写出版了讲义《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这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创举。它以作家的创作成果为主要研究对象,注重从丰富的文学现象中探究各类作品产生发展的社会原因和历史经验,关注作品的艺术成就和社会影响力,特别注重分析外国文学对社会的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及其在思想风格诸流派形成中的作用,并采取先概括后按流派分类进行评述的方式,对以后现代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完成。现代文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完整的历史阶段,这使得从整体上考察和研究其发展过程和历史特征变得更加可行。 20世纪50年代初,为了适应当时高校新设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的教学需要,陆续出现了几部相对完整、系统的现代文学史著作。这些以教科书形式出现的作品虽然都力图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解释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但也反映了民主革命初期的氛围和社会心理;比如,赞扬解放区的作品,谴责一些国统区政治态度模糊的作品。 ,作为一个例子。由于当时的政治学术气氛比较正常,各种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尚未开展,这一时期出现的各种现代文学史著作仍能各抒己见,各具特色。总体而言,它们为本学科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形成了后来研究者所采用的模式和范围,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起点。但随着我国学术界和思想界“左”倾思潮的兴起,这些作品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批评;取而代之的是一组所谓的“文学艺术上无产阶级路线与资产阶级路线的斗争”作为一部具有基本发展线索的现代文学史著作。这些作品不仅将研究焦点从作家作品转向文学艺术运动乃至政治运动,而且模糊甚至否定了现代文学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本质。
研究范围越来越窄,“现代文学史”变成了“无产阶级文学史”;在那段“空前”的日子里,只剩下了一个扭曲的鲁迅。粉碎“四人帮”和“拨乱反正”工作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现代文学研究的全面恢复,一批现代文学史的新著作出现了。这些著作或者是在20世纪60年代编写的教材的基础上修改和补充的,或者是由一些地区和学校团体集体编写的。总体而言,虽然在风格和深度上没有更大的突破,但都为现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拨乱反正”的基本性质,以及对文学运动和作家作品的评价,都做了大量的工作。这对于推动现代文学研究回到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轨道起到了积极作用。
近年来,现代文学研究开始转向日常学术建设。许多研究者对现代文献进行了客观考察和具体分析,他们的研究成果表明该学科正在扎实、稳定地进步。本书作者是近年来涌现的几位引人注目的年轻研究人员之一。从书中可以看出,他们吸收和反映了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和发展趋势,打破了狭窄的格局,拓展了研究领域。他们除了尽可能揭示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主流外,还注重展示其发展历程。本书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力求真实地书写历史的全貌。他们注重从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和历史联系来分析各种重要的文学现象,关注文学本身的规律和特征,关注作品的实际艺术成就,以及艺术个性和艺术特色。风格;关注文学思潮、流派历史考察,力求揭示各种文体发展的内在线索。他们还研究外国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关注现代文学的民族风格和特色的形成过程。在风格编排上,我们不仅注重风格的分类,突出各种风格的发展和不同流派的特点,而且对某些代表艺术巅峰的作家的作品进行专题章节,以展示各个时期的艺术发展水平。当然,上述特点主要取决于作者的写作意图和奉献方向。至于实际达到的水平,自然也存在一些无法满足的弱点,甚至还有一些薄弱环节,比如风格框架、研究方法等还需要完善。要实现重大突破,需要对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但这些弱点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学科本身的缺陷。它们是未来需要创新的重大课题,因此不能对作者苛刻。鲁迅曾说过,在历史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一切都只是“桥上的木头和石头”,必然会随着历史的前进而“消逝”。鲁迅:《写在坟墓后面》,《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64、265页。随着现代文学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我们相信更新、更完整的文学史著作一定会出现。但就目前来看,这本书确实反映了当前的研究水平,具有比较鲜明的特色。因此,我愿意把它介绍给中国现代文学的爱好者和维护者,并期待本书的作者们继续前进。新的研究成果不断获得。
前言
本书所要论述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以1917年1月胡适《新青年》《文学改革初论》第2卷第5期的发表为结束。 1949年7月全国审查。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文学”只是一个暂时的概念。尽管近年来学术界不断打破现当代文学的界限,开展更大历史时期的文学史研究(如《20世纪的中国文学》、《19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 、《百年中国文学》)的建议,不少成果已经显现。但由于教材的性质,本书必须适应现有大学中文系课程设置和现有学术研究格局。在进行全国性变革之前,必须以“三个十年”为历史叙事段落,仍然有其存在的理由和价值。
在本书的历史叙述中,“现代文学”也是一个揭示这一时期文学的“现代”本质的概念。所谓“现代文学”,是指运用现代文学语言和文学形式来表达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心理的文学。
这种文学现代化与20世纪中国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教育、思想、文化全面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相适应,是其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推动思想文学在社会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因此,20世纪中国围绕现代化发生的历史变迁,特别是人的心灵的变迁,自然构成了现代文学应该表达的主要历史内容。例如,就中国现代化的历史特征而言,现代化的过程也是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控制、争取民族独立和统一的过程。在现代化进程中,城乡、沿海和内陆地区的不平衡已经显现出来。它造成了现代中国城市与乡村的对抗与相互渗透;现代化本身就产生了新的矛盾和困惑……这些对这三十年来现代文学的面貌(从内容到形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是现代政治(其核心是国家的文化体系、国家和政党的文化政策和意识形态)、经济(特别是市场经济产生的商业文化和消费文化)、军事(包括现代战争)而且现代出版文化、现代教育、学术和现代技术都深刻地影响和制约着现代文学的发展。如何处理文学与政治、文学启蒙与救国、文学与市场等的关系,是中国现代作家必须面对、时而感到困惑的历史问题。现代文学三十年的发展历程,我们在这方面吸取了深刻的教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文学的现代化自然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学的历史变迁和转型;同时,现代文学作为民族文学的组成部分,也与传统文学有着深刻的血肉联系。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深受东西方文学的启发和影响。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与世界文学的血肉联系是文学现代性的重要标志。同样重要的是中国现代作家对外国文学资源的利用、改造、变异和融合。这个吸收和创造的过程,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参与20世纪世界文学创作并成为其有机组成部分的过程。 “文学的现代化与民族化”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必须解决的历史课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近三十年来,现代文学是在两者的矛盾张力中发展起来的。中国作家对此展开了持续不断的争论,并做了大量的艺术探索和实践,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文学现代化发生的最深刻、最根本的变化是文学语言和形式的变化,以及与之相关的审美观念和品格的变化。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复杂的艺术话题。它不仅涉及如何处理“文学内容与形式”、“文学俗与雅”、“大众与前卫、平民与贵族”、“文学风格的当代性与个性化”等问题。这些艺术问题之间的关系,以及创作方法的选择上,诗歌、小说、散文等戏剧的各个流派内部也创造出不同的风格、流派、风格,比如诗歌中的格律诗和自由诗,散文中的八卦体和独白,小说中的诗意小说和心理分析小说,戏剧艺术中的广场艺术和戏剧等等,都需要具有极大艺术匠心的创造性实验,鲁迅这位现代文学家正是在这个探索过程中。世界和民族的大师最终涌现,以及一大批具有各自特色的著名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家、诗人、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成为现代文学经典。为中国读者提供文学滋养,成为大中小学文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现代国语(现代汉语)的典范,为中国和世界文学的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 。
尽管现代文学还存在不少问题,特别是付出的代价与收获不成比例,但它已深深扎根于近代中国的土地,这是不争的事实;以及它所创造的文学创作成就、所形成的现代文学新传统,足以使其成为文学史上一个独立的研究和学习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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