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历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一部全球互动史。要深入研究这段历史，离不开全球视野。即使从使用历史资料的角度来看，也不能仅限于中文。对现代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感、思想和运动的理解也是如此。如果你多读一些近代中国人面对西方世界所写的各种作品，特别是英文作品，你就会发现，这绝对是把握现代中国人的动力机制、情感源泉和思想内涵的一个重要的、不可替代的途径。民族主义。因为这些著作本身就是当时中国人民表达民族主义诉求、传播民族主义情感和思想不可或缺的直接载体，而它们所导向的正是中国民族主义的主要目标——西方列强。以及其背后的整个西方世界。

三十多年前，当我开始研究辜鸿铭、陈继同的时候，我就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同时，我也体会到了这些用西方语言写成的为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呐喊、抗议、争论、发声的文字的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当时的中国人，真正有能力掌握西方语言，并有热情和勇气为西方世界写出这样的著作的人是极其罕见和罕见的。无论如何，中西关系史的研究都不应该忽视它们。中国近代史研究者不应该忘记！这就是为什么二十多年前我在编辑《西方视角的中国形象》译丛时，就热情地翻译出版了辜鸿铭的《中国人的精神》、《中国人的自画像》等西方作品。陈继同着.原因之一。然而，随着相关知识的不断丰富，我越来越发现仅仅关注几个人、几本书、研究几个具体问题是不够的。这一领域的范围如此广阔，历史文化内涵如此丰富，显然需要更多的学术同仁进行整体考察和系统研究。所以在我的课堂上，我经常鼓励有兴趣、有条件的年轻学生有意识地投入到这个话题中。

2005年，李山被推荐到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随后获得硕士、博士学位攻读资格。她英语基础好，学习也安静，所以我建议她学习《现代汉语英语写作与民族主义》，系统地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我记得当我建议她选择这个话题时，我给出了以下理由：第一，现代汉语英文写作​​是近代才出现的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文化现象，是历史学家的首选。选择主题；其次，近代中国从事英语写作的中国人虽然不少，但毕竟还是有限的（当时对他们了解不多）。如果以民族主义为主题，选取各个时期的典型案例来考察，应该是可行的；第三，拓展空间广阔。 ，以利于今后的长远发展。我还建议她像写《晚清中国西部地理》一书的邹振寰教授一样，先把与题目相关的专门材料读下来写总结，日积月累，规划进度，然后逐步推广、深化。李山接受了我的建议。接下来的几年里，她一直沉浸在这个课题中，刻苦学习，终于完成了题为《为西方写作：现代中国英语写作与民族主义》的博士论文，并顺利通过了答辩。毕业后，她继续致力于这一课题的研究，不断修改和拓展相关内容。转眼又过了十年，她终于完成了现在的手稿。目前，该工作已获得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资助，即将发布。作为导师，我有机会预习这本书。我很高兴写了一些读后感想来填补前言。

近代中国与西方之间，由于英语的绝对统治地位，直接为西方世界书写的最重要的中国作品就是英文作品。中国人何时第一次接触英语很难考证。至少自从英国东印度公司来到中国之后，他们就有机会见到英语了。 1748年左右，乾隆皇帝命人编纂了一本英文词汇集，名为《寇英嘉国译》。 1807年新教传教士马礼逊来到中国后，英语在中国的传播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英语仍然被视为“红发方言”，没有得到真正的重视。鸦片战争后，中国虽然有一些早期懂英语的人才，但尚未达到能流利地用英语写作并公开出版的水平。在本书中，作者将最早能够公开书写英语的中国人粗略地定义为1840年代赴欧美留学的荣闳、黄升、黄宽、严永靖等留学生。 20 世纪 60 年代。我认为是合适的。 。同时，她聚焦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捕捉那些中国“作家”，审视和揭示“中国英语写作的开端”，也有独特的眼光。据她发现，从1860年到1863年，《北华报道》多次刊登太平军“中国通讯员”的“来红”。这些“来红”对于本课题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目前还很难确定它们是中国人写的还是外国人编辑的，或者是中国记者先用中文报道然后报纸翻译成英文的。相比之下，书中提到的1871年的英文信，署名是“一个说英语的中国人”，可以确定是一个中国人“手写”的。 1871年9月，《北华解报》上一篇题为《教育中国人的方法》的文章吸引了这封“读者来信”。信中回应了有关中国人传播西学能力的问题，强调包括黄、关在内的第一批留学欧洲的中国人不仅有传播西学的能力，而且还通过多种方式致力于传播西学。 “造福国家”。李山根据多种信息判断，这个自称“说英语的中国人”肯定是第一批留在欧洲的中国人之一，而且他极有可能是被丁日昌招入广州话馆任教的。江南制造管理局.黄生.我认为这个判断是可靠的。由于涉及近代中文英文写作的开始，这里我想再举信中提到的黄宽公开出版英文作品的例子，以证实1871年这个时间点可能的重要性。

黄宽是最早赴欧洲留学的中国现代医学先驱。 1855年获得爱丁堡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工作。在担任广东海关医官期间，他认真调查广州的公共卫生状况、流行病及相关救治情况，写下了七篇开创性的著作。英文调查报告，第一份发表于1871年下半年。出版《医学报告》第2期（Dr.F.WANG.Report on the Health of Canton for the Half Year） 《医学报告》，1871年9月30日完结，该系列第2期），之后又于1872年、1873年、1877年和1978年出版了续集。最近，一些讨论中国现代社会调查兴起的学者指出：黄宽的疫情调查在国内率先开展，更符合现代学术标准，具有开创性意义。一些西方学者甚至认为它们在英国现代社会调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发展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参见李章鹏：《中国现代社会调查的兴起：1897-1937》，西苑出版社2021年版，第75-76页；Martin Bulmer, Kevin Bales, Kathryn Kish Sklar, ed.《历史视角下的社会调查》， 1880-1940，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91，第8-9页）可以看出，这个英文黄宽的著作不仅在中国近代城市公共卫生防疫史上具有独特的价值，而且在中外学术史上也有着值得一提的地位。如果能将黄宽的这篇英文出版物与上述例子结合起来讨论，或许可以增进我们对上述“起点”问题的理解。

我认为《为西方写作》最重要的学术贡献在于，它首次以民族主义为线索，梳理和揭示了中国现代英文写作的整体状况，包括晚清、清朝时期。北洋军阀统治，以及国民政府初期、抗战时期等不同历史阶段中国人用英文创作的题材、时代特征、代表作等进行探讨和细致揭示全面推进，并作出努力使历史更加理性、客观、真实。分析与评价。长期以来，由于资料分散且相对不易获取，英文著作作者较少，且对外语水平要求较高，该领域缺乏整体研究。李山敢于直面困难，默默耕耘多年，终于勾勒出现代汉语英文写作​​的主要线索和基本特征。这是非常值得称赞的。

中国现代英文著作错综复杂、体裁多样、内容丰富，但大多与民族主义主题不谋而合。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外不平等条约制度的确立，殖民势力在中国长期存在并持续发挥影响，成为近代中国最显着的时代特征。因此，中国人用英文写作，不可避免地会发出抗议祖国遭受侵略、歧视和不平等的声音，以维护国家主权、利益和民族尊严。采取多种形式的辩护，以赢得西方民众的同情、理解、尊重甚至支持。 《为西方写作》一书通过对每一个英文写作“事件”的发现和介绍，从多方面讲述了中国民族主义的斗争故事，从而细致地揭示了其多维度的面貌，丰富和深化了今天对这个民族的认识。对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及其相关中西关系的理解。例如，书中评论林文清回应“黄祸论”的“白祸论”，邵福堂关于“排外”与“排外”区别的论述，以及徐宝前、刘廷芳等人的“排外论”等。五四运动时期对现代中国的看法。民族主义兴起的内涵及其与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关系的直接意识形态认识都是非常突出的例子。

对于作者来说，北洋时期中国人以中外关系为主题的这一系列英文著作，为深入研究当时中国政府废除条约的做法提供了学术依据，也非常有价值。新的。我特别欣赏这本书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英语对外宣传”和中国人民的“英语抗战”的丰富讨论，其中许多内容鲜为人知，但却提供了新的历史知识。书中透露，“9月18日事变”后，英文写作成为中国人向国际社会揭露日本侵略行为的重要方式。一些国际问题专家、记者、留学知识分子根据事实写了大量英文论文。并以强有力的法律答复批评了日本宣扬的战争舆论，比如徐树熙、桂中书、孟智等人撰写的关于9月18日事变的英文著作，一一驳斥了日本的谎言，不仅在当时产生了重要的国际影响，今天读来也同样令人敬佩、难忘。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为了博取英国、美国的同情和援助，编印了大量英文反战宣传品。就连宋美龄也写了几本英文书来传播中国军民的反战精神。旅居海外的林语堂，通过撰写英文小说和政论，其他知识分子也热情支持国内抗战。事实上，这些中国人正在抗日战争的另一个战场上战斗。本书描述和研究了这些“英国抗战”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补充以往抗战史学术著作的不足。

李秉瑞《中日不宣而战一周年及列强态度》扉页，1933年在上海出版

现代民族主义的核心内容是建立独立、统一、民主、富强的现代民族国家。作为塑造现代世界最重要的思潮之一，它常常被视为一把“双刃剑”。尤其是近几十年来，人们在讨论民族主义时，往往是从狭隘的民族主义概念出发。着手批评其偏执、盲目性和排他性。但民族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其实际作用需要具体历史分析。 “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和统治下，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正处于亡国灭种的边缘。如果没有全体民族的觉醒，如果中国不崛起，那么中国就只能“等待列强的剥削”，中华民族就永远无法在世界舞台上自立自强。 （李文海：“对“民族主义”的具体历史分析”，《历史月刊》2006年第6期）。从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民族认同感、凝聚力民族主义激发的全民动员，实际上对中国追求民族解放和国家繁荣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然而，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既有“抗议”的一面，也有“建设”的一面（罗志天语）。这是一个由“抗议”和“建设”双方组成的统一体。审视现代汉语的西化英语写作，我们可以发现其中蕴含的民族主义也是如此。本书在讨论北洋时期中国人的英文写作时，特别介绍了“一个新趋势”——关于中国民主制度建设的论着，就体现了这一点。本书对第一位获得美国政治学博士学位的华人严鹤龄的《中国宪政发展研究》一书进行了回顾，并对刁民谦的《中国新宪法与国际问题》和鲍明谦的《中国的新宪法与国际问题》进行了讨论。民主”都很重要。体现了这种意识。正如作者指出的，尽管当时中国的民主政治实践举步维艰，但这些论文的作者并没有放弃希望，而是积极探索中国实现民主政治的途径，并致力于揭示这一方面。清末民国时期的中国。追求已经取得的历史性进步，以及未来可能的前景。在近代中国，用英文写作的中国人大多是受过西方学术训练、有一定自由民主思想的新知识分子。他们在英文写作中经常审视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政治演变、社会经济转型、文化传承与创新、中外关系的冲突与和解等问题。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与西方新学科的知识谱系。它们体现了一代学者对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思考和探索，并鼓励他们做这样的思考和研究。追寻者怎能抛下内心深处深深的民族主义情感！

近代中国人发表或出版的英文论文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英美学生撰写的关于中国话题的博士论文。其中一些论文在吸收现代西方学术思想和方法的基础上，体现了作者自觉整理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努力揭示其现代内涵和意义、推动其现代转型的积极意图。有的体现了作者认识中国历史和现实的自觉意图，对中国国情的深刻把握，以及学术创作和探索的大胆创新精神。情况不同，价值和影响也不同，但都体现了学习西方先进思想文化、谋求中国现代化和发展道路的美好。欲望。本书非常重视这些博士论文并讨论了其中的许多论文。据统计，1912年至1927年间，中国人出版的40余部有关民族主义题材的英文著作中，都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出版的。论文，约占四分之一。例如20世纪30年代陈焕章的《儒家金融》、朱友渔的《中国慈善精神》、胡适的《先秦名学史》、冯友兰的《人生观》和费孝通的《江村经济》等等，是其中最好的。他们都在各自的学科或领域具有开创性意义，有的还在中国西部研究界乃至人文社会科学界产生了重要而持久的影响。今天，当我们追溯中国现代学科体系的建立时，我们不能忽视这些著作在问题意识和思维方式上所发挥的引领作用。但由于本书的结构，这些重要的著作无法在书中得到全面的介绍或提及。

《中国人眼中的今日中国（第二辑）》，赵子臣等人，1926年在英国出版

读了《为西方写作》这本书，我受益匪浅。例如，过去学界关注胡适在向西方介绍新文化运动时使用“中国文艺复兴”一词。有学者还注意到，曾在燕京大学任教的瑞典学者菲利普·德·巴尔加斯（Philippe de Vargas）曾发表《中国文艺复兴的各种成分》一文，解读了胡、王学术交流的异同以及他们对“文艺复兴”概念的共同运用。 “复兴”。这次，李山通过阅读胡适的日记注意到，1921年6月，胡适来到中国留学美国，并从加州大学教授斯特拉顿那里得知，美国报纸对中国的报道十分关注。文学革命。 《世纪杂志》）并于当年5月发表了一篇介绍中国文学革命的文章。根据这一线索，李山找到了这本杂志，发现该杂志的主编正是以《中国的文艺复兴》为题介绍中国文学革命的人。她认为，胡适、王克思、刘廷芳将新文化运动与西方文艺复兴进行比较，很可能不是个人的观点，而是当时中美知识分子在交流新文化运动时达成的共识。新文化运动。达成共识。这一发现对于理解新文化运动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又如唐良利的《中国革命内史》一书，过去很少被提及。作为汪精卫的秘书，唐从国民党左翼立场出发，用英文描述了国民党的历史。从兴中会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的历史中，有许多历史细节被披露，例如“中山舰事件”的内幕。但此前国内的相关研究似乎从未见过这个账号受到关注和使用。 。另外，例如李文彬于1914年撰写、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文中国通史》。通过对本书的回顾，可以看出，它是唯一一部完整的从传奇时代到清朝灭亡的中国新通史。然而，以前的历史著作几乎完全忘记了它，等等。由此可见，现代中国人的英文著作确实是了解那个时代历史不可忽视的重要信息来源，而本书的研究在这方面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线索。 。 。

中国现代英文著作的整体研究是一项艰巨的学术工程。为了掌握这个课题，作者倾注了多年的心血。她只围绕民族主义这一主题，从600多部英文作品中整理出200多部作品，反复阅读，并写出摘要。书末所附的总结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相信有兴趣的读者一定会找到的。有用的信息。为了准确解读书中所讨论的英文著作，作者还查阅了大量中英文报纸、日记、回忆录、外交档案等资料，能够将这些英文著作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中。是时候进行深入调查了。确保其分析到位。不仅如此，本书还尽力对前人已涵盖的相关人物和作品进行详细描述并省略细节，力求发现新的信息并进行讨论。比如对辜鸿铭的研究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然，本书还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作者未能将现代中国人翻译中国文化经典的活动纳入研究范围。在我看来，这仍然是一个遗憾。作为西方英语写作的另一种形式，中国人通过翻译传播中国文化应该属于本书的范围。本书收录了林文清译的《离骚》、蒋康虎与美国诗人合作翻译的《唐诗三百首》、蔡廷潜译的《唐诗英韵》、郑路译的《唐诗的艺术》。战争》，还有廖文奎译的《韩非子》。提到了，但只是简短地提到，未能从整体上把握和审视这种写作现象。此外，辜鸿铭、林语堂的儒道经典英译本，沈仲涛的《周易》英译本，熊十一的《西厢记》英译本等……在西方有相当大的影响。沈仲涛不仅翻译了《易经》，还用​​英文写了《易经的符号》等书。他率先倡导对《易经》进行现代科学研究，揭示其现代科学意义。遗憾的是，中国人对他知之甚少。如果本书能专门设立一个章节来横向讨论这个问题，并纳入姜乙的《中国画》等传播中国文化有影响的作品，相信会给本书的研究增添更多的色彩。 。

另外，现代中国人的英文著作内容如此丰富，任何角度的全面把握都难免有其局限性。民族主义观点也不例外。诚然，许多现代中国英文写作都难以摆脱深厚的民族情感的内在驱动，但它们的价值、意义和影响不能被限制或框定在民族主义的框架内，即使它们有实际的影响和价值。那些有意识地梳理、阐释、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思想学术的努力，不能用文化民族主义及其相应标准来评价。它们作为一种跨文化碰撞与交流的历史存在，具有永恒的人类交流价值和深刻持久的学术文化意义。它们需要并且值得当代人和后代人不断审查、清理、感知和研究。欣赏。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这项工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至此，本书作者有自己清醒的认识。这一点从书中很多具体的讨论就可以知道。

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强国，走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阅读现代中国人面向西方所写的英文著作，揭示和理解中西之间的特殊历史，让人有一种古今之感。在自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如何应对外界的误解和挑战，主动讲好中国故事，实施“走出去”的文化战略已成为各国共同关心的问题。时代新课题。研究近代中国这段独特的“中西对话”史的参考价值不仅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是其他研究无法替代的。这是我读这本书时的想法。

以上内容不一定恰当，仅供作者进一步研究和读者阅读本书时参考。

（《为西方写作：英语写作与现代汉语的民族主义》，作者：李山，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本文为该书序言，作者为历史学院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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